知識是對某個主題確信的認識,並且這些認識擁有潛在的能力為特定目的而使用。意指透過經驗或聯想,而能夠熟悉進而了解某件事情;這種事實或狀態就稱為知識,其包括認識或了解某種科學、藝術或技巧。此外,亦指透過研究、調查、觀察或經驗而獲得的一整套知識或一系列資訊。認知事物的能力是哲學中充滿爭議的中心議題之一,並且擁有它自己的分支—知識論。從更加實用的層次來看,知識通常被某些人的群體所共享,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操作和管理。

與其關心「鮭魚」能否改回名字,不如看看剩飯剩菜能去那裡?

日本連鎖迴轉壽司店「壽司郎」近日於台灣舉辦的推廣活動,全台竟有過百位民眾為了免費用餐而改名「鮭魚」引發全球熱議,更有民眾訛稱自己已達改名三次的上限,恐終身都與鮭魚為伍而博取見報,慘遭廣大鄉民起底恥笑。 「鮭魚之亂」雖然令人嘖嘖稱奇,店家更大收宣傳之效,但卻造成大量食物浪費,令人不齒。不過在台灣,這些被浪費掉的醋飯、茶碗蒸及蛋糕,其實不一定會被送去堆填區或是焚化爐,而是有更好的方法去榨取它們最後一點價值。 台灣自2003年起推動廚餘回收,旨在減少環境髒亂問題、減少垃圾處理負擔,以及妥善利用資源。當局將廚餘分為養豬廚餘及堆肥廚餘兩種,養豬廚餘包括剩菜剩飯、生鮮及過期食品等,經加熱殺菌後便可供給養豬業者餵豬;堆肥廚餘則包括菜葉、果皮、茶渣、果核及骨頭等無法食用的有機資源。 根據台灣環保局委託大學進行的研究顯示,一般垃圾中約有30%至40%為廚餘,約佔全部廚餘約65%,而台灣目前每年回收的廚餘約或50至60萬噸,故每年有一百七十多萬噸的廚餘是被送往焚化爐焚燒。 至於那些成功回收的廚餘,以往都是用來養豬或堆肥,但隨着2019年非洲豬瘟疫情爆發,部分縣市基於防疫考量而禁止使用廚餘養豬,造成養豬廚餘供過於求、乏人問津。至於全國堆肥場的處理量亦有限,無法應付突然增加的廚餘,這些多出來的廚餘亦只好被送往焚化爐,全台每年廚餘回收率亦因此接連下跌。 「窮則變,變則通」,面對如此困境,台灣當局同年在台中外埔設立首座生質能廠,試圖透過科技解決問題。廠餘被送到生質能廠後會先經過發酵,發酵過程中所產生的甲烷會被用來發電,而廚餘在發酵後的殘餘物及副產品則會用來堆肥,物盡其用。 生質能廠運作以後,台中市2019年的廚餘回收率亦由4%上升至7%,而生質能廠處理廚餘的費用亦比用焚化爐要少一半,為政府節省支出。除台中以外,桃園市的生質能廠預料會在本年年底落成,台北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目前亦規劃興建生質能廠,相信有助舒緩台灣的廚餘問題。 香港目前並沒有強制廚餘回收計劃,根據環保處統計每日有約3,600噸的廚餘被送往堆填區,約佔每日都市固體廢物中35%,換算下來每年約產生一百三十多萬噸廚餘,佔用了寶貴的堆填區空間。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廢物危機,以及更有效利用廚餘中有用的有機物質,政府在2018年於北大嶼山小蠔灣啟用全港首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 · PARK1」,與部分工商機構合作,將廚餘回收發電。O · PARK1每日可處理200噸廚餘,每年可生產約1,400萬度電力,約等於3,000個家庭的用電量。此外,北區沙嶺的「O · PARK2」亦預料於2022年啟用,屆時該廠每日可處理300噸廚餘,進一步減低需要棄置於堆填區的廚餘。 雖然隨着生質能廠陸續落成、廚餘有了妥善去處,其剩餘價值亦能被更好的利用,而不再是被送往堆填區任由其腐敗,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不過珍惜食物、替廚餘找出路,是每個人都應該肩負的責任,希望那些「鮭魚哥」、「鮭魚姐」們,經此一役後,點餐前能「停一停,想一想」,勿再重蹈覆轍。

正確「砍價」的方法是怎樣,是搶先開價,還是等待還價?

多數人認為,在談判中最好讓對方先開價,這樣你就可以去估計對方的底價,可以擁有更多資訊。 但事實上,讓對方先開價,這個價格就會成為談判中的一個錨,即使你之後再努力調整,也很難擺脫這個錨定效應的影響。 所謂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是指當人們需要對某個事件做定量估測時,會將某些特定數值作為起始值,起始值像錨一樣制約著估測值。 錨定效應最早由阿摩司·特沃斯基與丹尼爾·卡內曼進行觀察,並以加以理論化,丹尼爾·卡內曼因為在行為經濟學上的貢獻在 2002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 下面是一個應用錨定效應的例子 有個收藏家看中了一件藝術品,但是賣主出價 10 萬元。雖然收藏家對這件藝術品志在必得,但卻不願掏那麼多錢。 於是他讓自己的兩個朋友假裝成顧客。 第一個顧客狠狠的把價格砍成四分之一,即 2.5 萬元。當然賣主是絕不會接受,而且狠狠地把他趕出了門口。 第二個朋友又去了那家店,仍然開價 2.5 萬,並表示最多可以出到 3 萬元。 賣主雖然又說:「太低了,我不可能賣給你。」但內心已經開始動搖。 這時候,收藏家出現了,他與賣主議價,依然只出 2.5 萬元。賣主告訴他,如果有誠意,9 萬元可以成交。但收藏家堅持最多出到 5 萬元,結果這藝術品最後以 5 萬元成交。 一樁交易,雙方都難以估量其價值,無論你是賣家或者是買家,都應該主動開價,而且開價越高越好,先發制人。

人到底有多容易被操控?來讓行為經濟學告訴你。

行為經濟學家卡尼曼曾經做過一個實驗 假設你現在有以下兩個選擇: A:在其他同事一年賺6萬元的情況下,你的年收入為7萬元 B:在其他同事年收入為9萬的情況下,你一年有8萬元進帳 結果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前者。卡尼曼解釋,這是因為我們對於得與失的判斷,多數的時候來自比較。 卡尼曼把這種不理性的行為稱為參照依賴,即多數人對得失的判斷往往根據參照點(reference point)來決定。 參照依賴另外一個名字就是大家熟悉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 許多金融和經濟現象都受錨定效應的影響。比如,股票當前價格的確定就會受到過去價格影響,呈現錨定效應。證券市場股票的價值是不明確的,人們很難知道它們的真實價值。 在沒有更多的信息時,過去的價格(或其他可比價格)就可能是現在價格的重要決定因素,通過錨定過去的價格來確定當前的價格。 參照依頼或者說是錨定效應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是,人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理性,那些我們以為是自己作出的抉擇,有可能是別人刻意讓我們選擇的。 來看這個例子,假如你是某國的總統。 一群暴徒挾持了一所學校的 600 名師生,向你提出一些你不能接受的無理要求,如果不答應就殺害全部人質。你當然不會答應他們的要求,因此你只有以下兩個方案來化解這場危險: A方案:會有 200 人獲救 B方案:會有 33 %機率所有人都獲救,67 %機率所有人都被害 在這個情況下,兩個方案的「數學期望值」是一樣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會選擇方案A。 那現在,我們看一下另外兩個人質拯救方案 C方案:600人中會有400人死去 D方案:33%的機率沒有人死去,67%的機率所有人都會死亡 奇怪的是,這次選擇D方案的人比較多,如果你認真想一想,這不過是個文字遊戲,C、D方案和A、B方案其實是一樣的。 不同的是,A、B方案屬於積極描述,C、D方案屬於消極描述。在不同的語境下,人們的風險偏好發生了改變。 行為經濟學家阿摩司·特沃斯基與丹尼爾·卡內曼將這種現象稱為框架效應(英语:Framing effect),這是一種認知偏差,意義為面對同一個的問題,使用不同的描述但描述後的答案跟結果都是一樣的,人們會選擇乍聽之下較有利或順耳的描述作為方案。 在我們的社會中,框架效應和錨定效應都在政治、營銷、公關和廣告等領域被大量使用。 下一次作出抉擇時,好好想清楚,是你想要,還是別人讓你要。

想快速成為網紅,買完假粉絲後要做甚麼?

網絡時代,不少人都希望成為網紅,滿足成名的慾望。有人為點擊率化身性感女神,亦有人拍攝危險視頻,無非就是想「一夜爆紅」。只要得到品牌公司青睞,便能獲得豐厚報酬。久而久之,「網紅」成為一種專業職業,但要成為「網紅」亦不容易。HBO早前製作了一部真人紀錄片《Fake Famous》,記錄如何打造一名素人成為人氣網紅。 網紅想出名?還是需要努力的! 製作組選擇了一名只有一千多名粉絲的小演員Dominique Druckman作為實驗對象,為了提高曝光率,節目組購買了不少假粉絲和like數。這些粉絲透過電腦「製造」,令更多人可以在Instagram搜尋到她。之後再為她改變外型,實行全身大改造,把清純的素人打扮成女神,這樣才能給人高貴大方的感覺 網紅不能只有粉絲,也要有吸引的貼文,才能保持名氣。節目組之後為Dominique拍攝「照騙」,請上專業的攝影團隊,在自家後院拍攝出一系列的美照,然後再定位在著名的四季酒店,甚至用馬桶蓋假裝坐飛機。 不要小看這些照片,不少高級品牌都是選擇一些生活較奢華的網紅合作。節目組甚至找到另一個小有名氣的網紅合作,就是希望Dominique能借她宣傳自己。 在現今資訊發達的年代,追蹤者數量多寡,成為衡量經營成效的指標,不少公司都會利用各種方法提高自家網紅的影響力。但如果只是單單購買假粉絲和炫富,以嘩眾取寵的方式經營,不可能永遠吸引觀眾。現今許多網紅不斷想出不同的新題材拍影片,例如在Youtube擁有1200萬訂閱的Jake Paul,他的頻道既有惡作劇影片,亦有鼓勵人心的建議。這說明持續耕耘仍舊是成功的不二法門,不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不同。 網紅的「真正意義」,賺錢還是傳遞正能量? 網紅要靠公司贊助才能有收入,所以當儲下一定人氣後,他們任何產品都要和品牌有關。頭髮造型要接美髮廣告、衣服要接潮牌廣告,必須要在他們全身放上各種標籤,才能讓品牌公司合作。轉眼間,Dominique的追蹤人數上升到七萬多,並在三個月後,接到第一單的贊助。 隨著品牌公司開始接二連三地寄產品給Dominique,她甚至獲邀出席知名品牌的開幕禮、公路旅行。雖然這些活動都是免費,但網紅能從中得到各式各樣的商品,認識網紅朋友。可是,即使Dominique的追蹤人數上升到二十五萬,她發現網美之路並非如她所願。而碰巧遇上疫情影響,她開始反思網紅的真正意義。 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個坐浴盤店舖的產品贊助,希望Dominique能為它拍攝視頻。結果,因為她在試用時不小心笑出來,引起不少人評論和讚好。同一時間,她看見許多網紅透過社交媒體傳遞樂觀的一面,甚至為醫護人員籌錢,以自己能力給予人鼓勵和希望。直到此刻,她發現網紅的原意應該是帶給人歡樂,不是只顧宣傳賺錢。今時今日,網紅或許是新一代的成功指標,但懂得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幫助他人,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吧!

廿一世紀的葬禮,你可以選擇一種「減碳」的死亡方式

死亡,象徵完結, 那種一去不復返的無力感,令人忌諱萬分,不願面對。然而,美國有一間葬禮公司卻為死亡帶來「希望」,兩個本質上矛盾的概念,究竟如何牽引在一起? 在華盛頓州的葬禮公司 Recompose,其創立人Katrina Spade與華盛頓州立大學有機農業教授 Lynne Carpenter-Boggs 合作,為人們提供全新的死後選擇。他們放棄傳統的土葬或火葬方式,研發出先進的生物科技系統,令遺體於死後三十天轉化成有機土壤,帶著豐富的營養重新回歸大自然。同時,減少了火化或土葬時釋出的二氧化碳,為愛護地球盡一點力。 在葬禮的過程中,遺體會被放置於一個猶如太空艙的箱子中,並鋪上木片、乾草及苜蓿等植物,隨著時間過去,經過空氣中的微生物及益菌產生天然的化學作用,漸漸釋出有機土壤,如火葬的骨灰般,家屬可領取部分土壤留為紀念,其他就會被帶到Puget Sound海灣,成為保育海岸的一分子。 這款孕育希望的告別方式,已通過了一系列測試,可望於今年內正式啟用,相信能為「死亡」賦予全新的意義,並真正實踐信念永恆不息的理想。 相片來源:Recompose

真的有「起床氣」這回事?是借口還是身體問題?

你一定有試過一早起突然覺得心情煩躁,很想發脾氣的心情吧?反正沒事發生,就只想罵人。這,大概就是「起床氣」! 「起床氣」的意思是睡醒時,因被打擾而感到無名的怒火,甚至在沒有人打擾之下,都莫名奇妙地感到鬱悶。 這情緒一般會維持5至20分鐘,若果脾氣壞的人,「起床氣」的時間可能會持續更久。其實,「起床氣」是有以下兩個情況,你有遇過嗎? 第一,睡前已經為一些事而緊張或生氣。因為前一晚的情緒沒有梳理好的原故,便有機把情緒帶到朝早,所以醒來的心情還是很糟糕,就會生悶氣。 第二,如果睡前心情不錯,為什麼起床時都會感到煩躁?一方面是因為睡眠時間不足和質素欠佳;又或者因為睡醒後感受到壓力。 起床時,大腦都會嘗試回憶睡前字完成的事,當中可能有不喜歡的、令你有壓力的,甚至討厭的事情,情緒因此受到影響。 要解決「起床氣」的方法很簡單,就是要盡快令自己清醒。你可以伸伸懶腰、打開窗簾等,活動一下身體,加快清醒速度,就可以縮短「起床氣」的時間了。

動物也有安慰劑效應?5件你不知道關於安慰劑效應的事!

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指的是,對於某種無效的療法或干預手段,僅僅是「相信它有效」,就能改善健康,並能改變認知—這似乎無可辯駁地證明瞭精神具有近乎魔法的力量,可以超越物質。  世人現正對這種如同魔法的力量還沒有充分的理解,而以下5個與安慰劑有關的驚人發現可以說不過是冰山一角。 一,就算你知道它是安慰劑,它也一樣有效 一般認為,要誘發安慰劑效應,欺騙是必不可少的,醫生要誘導病人以為某種無效的療法是一種強大的藥物、或者有相似的療效。 因為這個欺騙因素,導致長期以來,主流醫學一直將蓄意誘發安慰劑效應看作不道德的行為。 然而近十年前,研究者卻指出腸易激綜合徵患者在服用了明知無效的「公開安慰劑」(open placebo)之後,症狀依然比沒有接受任何治療的患者有所改善。 這想必是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療法對身體無效,卻仍對它的效果留有信念和期待(又或許這是對安慰劑的一種條件反射,並不需要患者的積極信念)。 在那之後,又有研究顯示公開安慰劑對包括背痛和花粉熱在內的許多疾病都有效果。有專家表示,公開安慰劑「至少部分繞開了安慰劑臨床使用的倫理障礙」。但也有專家表示這個領域還缺乏健全的研究。 也需要指出,有些研究沒有產生正面結果,比如公開安慰劑沒有加快傷口的愈合。   二,安慰劑還能提高創造力和認知表現   我們通常認為安慰劑效應的作用是醫學干預,特別是減輕疼痛。然而有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安慰劑還有其他作用,包括提高我們身體和精神的表現。 就運動能力來說,有多項研究在速度、力量和耐力方面均發現了安慰劑效應。在一項類似安慰劑的研究中,研究者要求騎車人訓練到筋疲力盡為止,結果發現如果將他們的時鐘偷偷修改使之走得更慢,這些騎車人堅持的時間也會顯著延長。   創造力方面,在一項研究中,實驗組在聞了一種據說能提高創造力的氣味之後,在創造力測試中的表現超過了對照組,對照組也聞了同樣的氣味,但沒有人告訴他們這氣味有特別的好處。 另一項實驗中,被試接受了安慰劑無創大腦刺激並完成一項學習任務。安慰劑組以為他們的大腦受到了輕微的電流刺激,但其實沒有,他們還以為這種刺激能提高心智功能。結果在之後的學習任務中,安慰劑組被試比對照組更加精確,反應時間也縮短得更快。 研究者表示:「我們的結論是,在實驗中誘發的期待能影響健康成年被試的認知功能。」 三,動物也能體會安慰劑效應 使用動物的藥物試驗中常會將有效的療法和安慰劑作比較,這一點和人類藥物試驗的流程類似。在比較時,研究者常會發現安慰劑組中有相當數量的動物也出現了治療反應,比如一項針對狗的抗癲癇藥物的試驗,以及一項針對馬肌肉僵硬的飲食干預試驗。 但是對這些結果的解讀有一個漏洞:這些安慰劑效應可能存在於動物的主人身上,當他們相信自己的動物真的在接受醫學治療或營養補充時,就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對待動物。 不過,幾項針對嚙齒類的實驗室研究卻證明,動物身上的確會顯示某種安慰劑效應。研究者曾將一種有效的藥物(如嗎啡)搭配一種特定的味道或氣息,然後他們證明,即使撤掉藥物、只重現這種味道或氣息,也能對嚙齒類起到鎮痛效果。 在這個例子中,安慰劑效應的來源是條件反射而非動物的期待,不過這或許也是人類安慰劑效應的部分原理。正如專門研究非主流療法的醫學專家愛德華·恩斯特(Edward Ernst)所說:「我們所認為的安慰劑效應,有一大部分在動物身上也發現了。」 四,安慰劑效應還有個邪惡的孿生兄弟,反安慰劑效應 僅僅是因為你相信某種療法有益,就會產生安慰劑效應。可以推出如果你懷有負面期待,你的症狀就會惡化。研究者確實發現了這個現象,並稱之為「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 這個安慰劑效應的孿生兄弟同樣不容小覷。一項對鎮痛研究(在研究中告訴一些被試,一種無效的藥膏或藥片會在一些人身上增加痛覺)的分析顯示,反安慰劑效應的規模和安慰劑效應大致相當。   有趣的是,就算給病人真的止痛藥而不是虛假治療,反安慰劑效應仍會出現。有一項研究告訴被試,鎮痛劑治療停止後他們的疼痛將會加強。 正常來說,即使停藥了,鎮痛劑的心理效果依然會延續一陣,但對於這些被試,它的效果卻突然消失了,就好像被試的負面期待消解了鎮痛劑的真實作用。這些發現的現實意義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在你閱讀新配藥物的副作用說明時需要注意它們。  五,安慰劑效應似乎在增強 奇怪的是,近年來安慰劑效應似乎有增強的趨勢,這一點在抗精神病藥、抗抑鬱藥和鎮痛劑上都有表現。 其中鎮痛劑的安慰劑效應只是在美國變強。研究組長傑弗里·莫吉拉(Jeffrey Mogil)對《自然新聞》表示:「發現這個效應,我們都驚呆了。」 具體來說,在90年代,他們發現服用有效藥物的被試報告疼痛緩解的比例比服用安慰劑的被試高出27%,但是到了2013年,這個差距已經縮小到了9%。 一個解釋是新藥試驗變得規模更大更精細,尤其是在美國,因此服用安慰劑的被試也體驗到了更多戲劇性和緊張感。    另一種可能是,公眾對於安慰劑效應更瞭解了,也知道了它真的可以影響症狀(比如減少和疼痛有關的腦活動),而不僅僅是錯覺。 去年的《疼痛》期刊上,麻醉學家蓋瑞·本內特(Gary Bennett)就提出了這個觀點。他甚至主張,鑒於「安慰劑」這三個字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安慰劑效應,藥物試驗中應不再使用,給病人的說明和指導文字中應一律避免「安慰劑」的說法。   Source: Guokr 

男女平等有違天性,女性在家育兒才是最開心?

隨着社會進步,男女之間漸趨平等,「男主外,女主內」這觀念被主流媒體視為過時、與社會脫節,以往由女性負責家中大小事務的景象,亦因雙薪家庭盛行而變得罕見。然而家務並不會因為時代改變而消失,對此一些家庭會選擇僱用家傭處理家務,但對於那些經濟狀況不算充裕的家庭來說,由夫婦二人平均分擔家務則是最為常見及可行的做法。不過,美國心理學會出版的期刊《進化行為科學》(Evolutionary Behavioral Sciences)上一篇新研究指出,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竟然才是反映了兩性對家務的實際偏好。 研究員把參與研究的人士分為兩個樣本,第一個樣本為328名18-23歲的年輕成人,第二個樣本則為113名31-46歲的中年人,而第二個樣本的參與者中有93%有伴侶、85%至少有一個小孩。兩個樣本中的參與者均會根據他們的喜好及享受程度,分別對40種育兒相關家務及58種其他家務評分。 女性育兒最開心 評分結果顯示,第一個樣本中女性對於育兒相關家務的評分,比起男性要高岀50%,而第二個樣本中女性的評分更比男性高岀70%。40種育兒相關家務之中,沒有一項的評分是男性比女性高,反映出女性在育兒時得到的滿足感遠比男性高,而且年紀越大,差異越大。 至於那些非育兒相關的家務當中,兩個樣本中的女性均比較喜歡打掃衛生、準備食物、安排家庭日程及裝飾家居,而男性則喜歡戶外家務及家居維修。此外,研究亦指出,兩性均願意承擔更多他們喜歡的家務,而對自己不喜歡的家務則承擔更少責任。 「男主外,女主內」未過時 家庭角色方面,被問及偏好主外、主內或平等時,雖然兩個樣本中均有56%的男性及女性表示應平等分擔經濟及家庭責任,但仍有35%的男性偏好賺錢養家,以及36%的女性偏好當家庭主婦。儘管主流媒體將家庭角色的性別差異視為女性的負擔,但研究結果反映實際情況與媒體灌輸的大相逕庭,家庭角色分配不均並不等於不公平的對待或引起夫妻間的不滿。 香港家庭難實行 男女對於家務各有所好,雙方若然能承擔自己喜愛的家務類型固然最理想。不過在香港,能符合男性喜好的家務實在寥寥可數,譬如大部份家庭都不像外國一般有花園需要打理,頂多只有維修家中水電設備及溜狗符合大部份男性的喜好,反而打掃衛生、準備食物、洗衣這些女性所偏好的家務,才是香港家庭中最常見的。 然而,男性總不能說一句「有違天性,相信專家」,便把家務統統掉給女性負責,這樣會有何下場,相信都是不言而喻。故此,男女按量平均分配家務雖然未能彰顯兩性的喜好,但總算能保家庭和諧,假若仍要堅持按天性喜好分配家務的話,還是建議花點錢請個家傭較好,以保闔家平安!

不合格的父母,最喜歡用Youtube這些「電子奶嘴」安撫小孩!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學懂如何去調節及控制情緒是非常重要,但在這個資訊隨手可得的數碼時代,每當小孩感到不安或是哭鬧時,不少父母都會給他們的小孩看電視或YouTube,以安撫他們的情緒。 這些「電子奶嘴」不但萬試萬靈,更省時省事,令一眾家長不用再因小孩在公眾場所哭鬧而尷尬。 不過根據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在《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上發表的研究指出,過分依賴電子產品去安撫小孩只會適得其反,除了會令小孩失去學會控制情緒的機會,更會導致他們對其他事物失去興趣,而當這些兒童被剝奪接觸電子產品的機會時,亦會引起更多的負面情緒,令他們的脾氣越來越差。 教育程度低越依賴電子奶嘴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指教育程度較低且頻繁接觸電子產品的家長,或因為未有考慮到電子產品對兒童的負面影響,加上對電子產品的戒心較低,會更容易依賴電子產品安撫兒童情緒。 過分依賴電子產品所造成的影響,在12歲以下的兒童更為顯著,這些幼童會更難理解他人或是表達自己的情感,繼而影響社交能力。 此外,每當兒童哭鬧時都使用電子產品成為安撫方式,亦會導致他們產生錯誤的「正增強」(Positive Enhancement),每當他們想要玩手機或是看YouTube時便會鬧脾氣,形成惡性循環。這個情況就如小孩發脾氣要父母買東西一樣,假若父母一時心軟的話,發脾氣便成為一種獎勵機制,令小孩更常運用發脾氣去逼使父母滿足自己的要求。 家長育兒方式才是罪魁禍首 誠然,要避免小孩依賴電子產品作為負面情緒的出口,最好的方法是及早引導他們學會調節情緒,一旦米已成炊,要糾正則需要花費大量功夫。不過針對這種錯誤的正增強,家長可以讓小孩在任何時間都有機會接觸電子產品,而非只有在他們哭鬧或情緒不穩時才可接觸電子產品,從而令小孩減少把電子產品與獎勵進行連結,亦可降低家長禁止他們接觸電子產品時的負面情緒。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電子產品只是工具而已,一個工具有益與否,全看使用方法。歸根究底,真正阻礙小孩心智健康發展是錯誤的育兒方式,家長在安撫小孩時,不應單把工作「外判」出去,在安撫好孩子的情緒後,更需要教導孩子認識及控制情緒,這樣才能讓孩子的心靈茁壯成長,獨立自強。

放過我們的下一代吧,太早上課只會浪費人力物力且令他們越學越差!

每天早上6、7時便從被窩中驚醒,匆匆忙忙換上整齊的校服,有時甚至連早餐都要在路上解決,相信這個景象不少人都會歷歷在目。不過,最近就有研究指,莘莘學子每天一大早都排除萬難,千辛萬苦所學習的新知識,竟然都會付之流水。 據紐約大學心理學系在《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所發表的研究指,處於青春期的學生其學習表現和上課的時段會呈現U型關係—清晨及下午的專注力及吸收知識的效率都比較低。 腦波露乾坤 研究將學校授課時段分成三段,為清晨(8:30am起)、上午中段(10:30am起)及下午中段`(2:00pm起),研究員會記錄參與研究的學生之腦電圖,並測量他們的「α 波」水平(Alpha Waves,為當大腦清醒但沒有處理足夠信息時所產生的腦波,常見於剛起床及冥想),結果發現學生們在清晨的課堂中產生最多α 波,下午中段的課堂則緊接在後,而上午中段的課堂則令學生們產生最少α 波,這代表學生們在上午中段時是最集中及專注,記憶力亦比較好。   那為何會得出這樣的結果呢?這得歸因於人體內的賀爾蒙分泌了。 賀爾蒙作怪 每當夜幕低垂,我們體內便會開始分泌一種為「褪黑色素」(Melatonin)的賀爾蒙,令我們變得昏昏欲睡。然而,當兒童開始步入青春期,他們分泌褪黑色素的時間便會延後,改變他們的生理時鐘,導致他們會比步入青春期之前要晚2至3個小時才會出現睡意。此外,這些發育中的青少年亦會需要約9小時的睡眠,去幫助他們的身體發展。 晚睡加上需要較多的睡眠時間,這導致青少年比起其他人會更晚才能起床。不幸的是他們需要早早出門上學,生理時鐘被打亂下必然會影響其早上專注力,然後到下午亦因上了好幾個小時的課而變得疲倦,學習表現亦無法雖持。 針對這個結果,研究亦有提出建議,例如延後上課時間,以及在下午讓學生休息20至30分鐘,但前者要實行起來,並不是易事。 改變現狀難 學校作為教育機構的同時,亦是替需要上班的父母照顧孩子的「托兒所」,特別是現代社會大多數家庭都是「雙薪族」,父母都要工作才能應付家庭開支。而且,學校亦是讓學子們學習社會化的地方,早早便要上課亦令學生養成早起的習慣,好使他們將來踏入社會時亦能準時上班,這都是目前學校不可能延後上課時間的最大原因。要認真考慮延後學校上課時間的議題,或許要等到工人們不需要長時間工作都能應付生活開支時,才有機會好好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