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蛇自拍秀》啟示:廢青不就是上一代遺下的產物?

「廢青」的說法,大抵是由年長人士創造出來,青年人又怎會稱自己「廢」呢?掌握社會最多資源的老一輩,有為這個世界下定義的權力,可以對年輕人安上「廢青」的標籤。在他們眼中,大多數青年人終日留在家中無所事事,依賴父母。 在日本這些青年會被稱為「家裏蹲」(Hikikomori)。Hikikomori的日文是「引き籠もり」,由「引き」(Hiki)及「籠もる」(Komoru)組成,字面意思分別是「抽離」和「隱居、足不出戶」,兩者結合描述與社會隔絕、閉門不出、不上學不上班的人,就是香港人所說的隱敝青年。 數到最為人所熟悉的「家裏蹲」,不得不提2015年在台灣公視放映的《魯蛇自拍秀》(Purely Personal Documentaries: Real Japan- Finding Independence at 38)的佐藤寬朗。到了38歲,一千日元也要向母親借,在玄關苦苦衷求,使母親在鏡頭下憤而揮拳,坐在地上哭。 母親責備他滿嘴藉口,只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兒子卻說自己沒有錯。類似的母子對話,是否耳熟能詳?如子女顧著課外活動、拍拖或打電玩,而荒廢學業時。子女堅持自己沒有錯,但父母亦不會予以諒解。 佐藤寬朗人到中年仍需父母養,為的是夢想。立志當紀錄片導演,但一直只靠打散工維持生計,日不敷支,欠下100萬日元(折合約7萬港紙)的債務,只能宅在家中成為「啃老族」。 這樣的人會被社會視為地底泥,但沒有人可以抹煞他對紀錄片的熱誠。畢業於名校早稻田大學,卻甘願到電視台打散工,還無償辦了一本紀錄片期刊。難道沒有找到正職就是「廢」麼?沒錢就是「廢」麼?可是他的父母認為不能賺錢的只能當作可有可無的興趣。 社會普遍認為「家裏蹲」懶惰或依賴父母。到底這些甘願留家,與社會隔絕的青少年真實狀態如何? 日本人極重視面子,很少人會主動承認自己是Hikikomori(「家裏蹲」)或自己的子女是家裏蹲。2018年推出的RT紀錄片《Hikikomori Loveless》罕有地記錄了數位「家裏蹲」的生活,揭開此社會現象的神秘面紗。 紀錄片描述青年「家裏蹲」ITO四天足不出戶的生活。他的表現合符一般人對隱敝青年的印象,每天日夜顛倒,總是戴着耳筒。終日留在房間內玩手提電話、打電玩及看電影,鮮與其他人交流。 ITO喜歡打電玩,遊戲給他自由選擇角色的樣貌,眼耳口鼻、服裝、髮型都可以任意配對,甚至可以控制其表情。在虛擬世界中有無窮的自由,現實卻不然。社會要求的是考入好學校、到大公司工作如倒模一般的路。 可是他對外界興致缺缺,十分滿意房內的獨處生活。從小住在此處,房內的一事一物都十分熟悉,是一個專屬他的空間。 父母焦急如焚,要求他服用放鬆藥、抗憂鬱藥等藥物「治療」情況。然而他絲毫不介意,還覺得死了更好。他說起話來聲調沒有起伏變化,面無表情,就像超凡脫俗的和尚,對世間的事都不感興趣。 到底是什麼原因令日本青年成為不理世事的「家裏蹲」?ITO和另一受訪「家裏蹲」RYOJI TANI說是因為與家人或同學的關係差。說來諷刺,家長每天都在問,「為何我家孩子會成為家裏蹲呢?」,而問題竟然就在自己身上。他們不約而同說母親對他們寄付厚望,只懂催谷他們的成績,忽略其真實感受。 ITO的情況更為嚴峻,小時候受到家暴,父母為迫他就範,將他擲落樓下。 除了與父母關係不睦,TANI還在學校受到欺凌,成為邊緣人,因此過了8年蟄居生活。在學校和家庭的不快經驗令他們封閉自己,這也是專家對「家裏蹲」成因的普遍說法。 然而這套記錄片真實反映「廢青」這類群體嗎? 其實「廢青」主要有3類,即是隱蔽青年、尼特族及追夢族。 ITO及TANI就是典型的隱蔽青年。據日本內閣府對「蟄居族」的定義,即是幾乎不走出自己房間和家的狀態,留家持續6個月以上。 然而不是每個青年人都會走上這個極端,更多的是尼特族和追夢族。尼特族日語叫「ニート NEET」,即是雙失青年,失業及失學。他們可能仍常常外出,有自己的興趣,未必是「家裏蹲」。 「廢青」也有程度上的分別,追夢族就是沒有那麼廢的那一種。多數打散工,有點像freelance,但由於自立性差、技能較低,難以養活自己。日本人會稱他們為「Freeter」,由英語Freelance (自由職業) 及德語 Arbeiter (工人)而來。 然而3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窮。因此他們鮮會踏出家門,通常與父母同住和單身。如果他們有足夠的金錢,絕對可以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現實是父母終會老去、退休、生病。到了後來,尼特族和追夢族也可能因在社會遭遇到多次挫敗而成為「家裏蹲」。 「家裏蹲」已經成為年輕一代一個普遍的問題。 有誰可以說自己年輕時沒有「廢」過,或憧憬在家中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有些人家境富裕,卻甘願做一個「廢青」。不走社會既定的路,即是考上名牌大學,進入大公司。討厭「朝九晚五」、辦公室工作,即使做一些「低人一等」的兼職也沒所謂。他們不願成為一個個猶如倒模般的人。 上一代經歷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年代,很多人埋首工作,成功脫貧。考好成績、上好大學、得到鐵飯碗,是上一輩的成功模式,因此家長都會催谷孩子的成績,以跟隨自己的腳步。但隨社會變得富裕,年輕人的家庭負擔也減少了,金錢不一定是年輕人的首要考慮因素。他們會覺得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希望過更自由的生活,追求個人的理想。社會的鐵籠已經困不住躁動的青年。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自願做「廢青」。隨日本80年代泡沫經濟爆破和90年代陷入衰退,新一代難以得到一份穩定工作。 上一代不愁找工作,但日本就如其他發達國家一樣,經濟發展停濟,企業職位僧多粥少。日本招聘時會分開「應屆畢業生」和「有經驗應徵者」兩條隊。一旦錯過畢業季的招聘,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人他日難獲聘用,因此有「畢業即失業」的說法。 有些人立志到心儀企業工作,不願退而求其次,寧願自學,但實際經驗不足,難獲錄用;有一些人則是上班沒多久主動離職;有些人到了中年才被裁員。這些人都很難走回正軌。 未能找到理想正職的他們,只能打散工。有些人還因負擔不起房租和生活費,靠父母接濟生活。 《魯蛇自拍秀》中的佐藤寬朗就是一例,為了從事與紀錄片相關工作的夢想,錯過畢業季的黃金求職時間,只能在電視台兼職做電視節目調查及助導。在紀錄片中他連自己也照顧不了,受到父母的縑棄。最後有機會以自傳式紀錄片《魯蛇自拍秀》的報酬,到外面居住,並交到女友,可算是幸運的少數。 正如佐藤寬朗的父母一樣,家長可能會覺得「家裏蹲」的子女不長進。他們不明白時代已經變了。 理想的工作只會留給社會一小繓人。既然向上流機會減低,年輕人寧願追求自己的興趣。這也解釋了為何近年slashie(斜槓族)成風,當他們賺錢不多,得不到好職位,便轉而尋找其他價值,如彈性的工作時間、自由及夢想。 有些人則因為舊工作不適合自己而離職,未想好下一份工作做什麼,便先由全職轉為兼職。留家的時間可以沈殿一下,整理好自己的思緒。與其胡亂找一份工作維持生計,不如想清楚未來的方向,如要找相似的工作,還是轉行。 現在科技日新月異,很多行業很快便被淘汰。以前電視紅霸世界,但現時年輕人都上網「煲劇」;以前所有人都在電腦或電視打電玩,現時街上的人通通都玩手機遊戲。社會變化迅速,傳統一生人打一份工的思想,在現代社會根本行不通。 在轉換工作的空窗期,反而可以裝備一下自己,或學習一些自己有興趣的事,以應對瞬息萬變的職場環境。 只不過日本的職場比香港的競爭還要大,沒有空間予追夢族思前想後。在傳統的日本社會,脫了軌的年輕人很難重歸正途。經常淪落為「Freeter」,甚至成為「家裏蹲」。 上一代遺留下來的問題,不單由年輕人來承受,年老的家長也身受其害。 近年「家裏蹲」老齡化,時間更長。日本內閣府3月份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有逾100萬名「家裏蹲」,40-64歲的「家裏蹲」約有61萬3千人,高於15-39歲的54萬1千人。去年年中就發生了一宗與老齡「家裏蹲」有關的倫常慘劇「熊澤英昭殺子案」。前官員熊澤英昭怕四十多歲的「家裏蹲」兒子麻煩到別人,親手把有暴力傾向、打機成癮的他殺掉。 該案揭示了日本的「80-50問題」,即八十歲的年老父母養着閉門不出、不能自立的五十歲子女。老齡「家裏蹲」對年紀老邁的父母固然是個負擔,這些年紀不輕的「蟄居族」也是活受罪。隨年歲漸長,同齡的人已組織家庭,自己仍依賴父母生活,找不到共同話題,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離他們而去。 留在家中的時間越長,越難重新投入社會。…

《Web Junkie》:誰說網癮是種病?

哨聲一響,北京郊區一群青少年,天未亮已起床,迅速換上禦寒衣物及綠色迷彩服,到樓下操場集合。操場的兩旁鋪滿雪,他們身體瑟縮着,但在教官的指令下,睡眼惺忪地開始步操訓練。 這裏是第一間中國政府官方認可的網癮治療中心。 這間中心由北京軍區總醫院成立,希望通過軍事訓練,結合醫學治療及家庭心理諮詢治療網癮。中心每月費用為一萬元人民幣,相當於北京平均月薪的兩倍。 2013年BBC的紀錄片《webjunkie》(《網癮》)(*1)花費了三個月時間,記錄網癮中心裏少年們的戒癮生活。 沒有人會自願進這種地方,中心的少年大多是被父母以各種藉口騙了進來,有些甚至是在打了麻藥後,一覺醒來就到了中心。 在這裏,生活變得單調乏味,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於軍訓和心理治療中。偶爾的「放風」時間,可以用來閱讀或做運動。  在這裏,少年的自由被抺殺,來治療一種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治療的「病」。 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個世界的成年人掌握了定義「正常」的權力。 1995年,美國精神科醫生Ivan Goldberg為了諷刺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的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手冊(DSM-IV)所用的僵化語言,編造了「出現有關互聯網的幻夢」、「使用時間比計劃的長」、「手指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按鍵盤」等網癮徵狀。 他對《紐約客》周刊表示:「如果你把成癮概念擴大到每一種行為,那麼看書也會成癮。」 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一時的惡作劇,竟引起持久的爭論。 自1995年以來,美國精神病學界做了大量關於網癮的學術研究,但學者未能為「網絡成癮症」訂立一致的定義。於2013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五版(DSM-V),刊登了內地網癮中心主任陶然制訂的《網絡成癮診斷標準》,但手冊指出要將網路成癮納入精神疾病,仍需進一步研究。 陶然當然不會錯過網癮研究的「支持」。他斷言網癮有如海洛英成癮,因此網絡遊戲就是「電子海洛英」。 這不是人們第一次將「網癮」理解成毒癮,發明「網癮」的醫生Ivan Goldberg亦曾故意把網癮寫得如海洛英上癮般。 在這套「電子海洛英」的理論指導下,網癮治療中心內的年輕人每天都要定期服用精神科藥物。他們如同一般的精神病人一樣,每次服藥都要打開口讓護士檢查,確保真的是把藥吃進肚子。 在成年人的眼中,網癮是一種能夠治愈的病,在網癮少年眼中,網癮是種不能被治愈的病。 在內地的文化中,在父母眼中只有成績好的才是好孩子,讀書好是唯一能夠得到父母認可的事。 學習不好,倒不如花時間在玩遊戲上。 「至少在一方面比別人強。」 另一方面,父母也不懂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有時候,暴力是他們唯一懂得的手段。 網癮青年Nicky曾打給父親討論玩遊戲的時數,答應一天不玩超過4小時,父親不相信,又要求他作出承諾。 可以想像他們平日的對話就是沒完沒了的拉鋸戰,最後Nicky語帶哭腔說:「你明天抱著……抱著我的骨灰哭呀你」。雙方根本沒有任何對話的空間。 事實上,Nicky已經有兩次試圖自殺。 網癮青年「希望」說根本無法和父母溝通,父親白天上班,他晚上出去網吧玩;網癮青年Hacker承認在現實中沒有知心好友,但在網上與素未謀面的女孩成為戀人。 「另外一個孤單的人,在電腦的另外一邊坐著。我們可以互相關心。」這是Nicky對於網絡的認知。  網癮也許是個不能被治愈的病,但能夠不治嗎? 連續打電玩持續四十多天,不吃不喝;多天不洗澡,衣物發臭也不理。 有內地家長向心理醫生問到,是否很多孩子和兒子一樣不再上學,發現很多青少年都退學了,由幾個月至長達數年。父親聽畢,向妻子說:「留他在這裏吧」,然後怔怔望向窗外。 網癮青年Nicky自認為可以自控,但父親指他假扮到朋友家玩,實際上到了網吧玩。母親默默到網吧守候,到了早上仍未見他的身影。想盡方法為兒子戒網癮,惟怕傷害兒子的自尊心,假裝不知道。 父母聽聞有朋友的兒子在網吧去世,擔心Nicky的未來,母親邊哭邊說:「你把我打到了無底洞」。 在絕望之下,父母所有行為又仿佛全部被合理化。 2013年,中國網民約有6.18億,到了2018年底,內地網民數目躍升至8.29億。網絡遊戲用戶佔整體網民58.4%,規模達4.84億。 報告顯示,中國未成年網民數量已達1.69億,當中有64.2%以玩游戲作為主要娛樂。 為了解決網癮帶來的社會問題,中國在2008年將網路成癮歸類為一項精神疾病,成為第一個正式將網癮視為疾病的國家。 到了今年5月世界衞生組織(WHO)正式把電玩成癮列為精神病(*2)命名為「遊戲失調症」(Gaming Disorder),與藥物、酒精、賭博成癮歸入同一個類別,由2022年開始正式生效。 網癮的討論多數集中在電玩成癮,那麼沉迷社交網絡、手提電話遊戲、色情網站又是否網癮? 電玩成癮與網絡成癮的界線在那裡呢? 似乎沒有人願意深究太多。  今天,戒網癮中心在中國已經不是一種官方機構。商業化的戒網癮中心已經在全國遍地開花,同時衍生的還有高強度體罰、電擊療法、洗腦教育等非法的治療手段,最終形成患者自殺、患者被毆打致死和患者向父母報復等慘劇。 也許網癮是一種需要被治療的病,但如何用藥,誰去下藥,甚至誰要服藥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Source:紐約客、百度、ICD-11、 2019年2月中國互聯網統計報告、BBC中文 (*1)^2013年,以色列導演Hilla Medalia和Shosh Shlam聯合執導的紀錄片《webjunkie》(《網癮》)紀錄片,講述了中國一所網癮中心的故事,全長1小時14分。 全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WKKsn_KxgE&t=2949s (*2)^世界衞生組織(WHO)指出針對「電玩成癮」列出三大判斷標準: 1.無法控制自己打電玩 2.電玩為生活最優先選項,凌駕其他興趣及日常活動 3.即使對個人、家庭、社會、學習、事業等負面後果,仍持續投入玩電玩 文件中也說明「電玩」包括了數碼、電視、線上、離線遊戲,而玩電玩的規律可能是持續、偶發、周期的型式。「電玩成癮」的診斷期需要最少12個月,若上述全部徵狀都出現,病人的徵狀過於嚴重時可能縮短。